元祐元年（1086）二月，司马光上《乞罢免役钱依旧差役札子》，主张全废免役法。此时距他去世还有七个月，距他入朝执政不到九个月。他清楚的意识里有一个账本：王安石搞了十五年的新法，他要在一年内全部推翻。

这个决策的现场拒绝了他手里的几乎全部证据。

当时的信息环境是：免役法已执行十五年，征收体系细密运转。苏轼在政事堂与司马光当面争论，说免役"农民出钱，吏不入党，上下两便"，恢复差役则"差役之害，民常在官"。章惇上奏逐条驳斥司马光札子中的论证，指出他对免役法执行细节的描述与元丰末年的实际税赋数据不符。司马光的反应是拒绝回应技术性反驳，继续推进废法。苏辙记载司马光"色忿然"，苏轼说"相公不悦，非某之罪也。此论之为天下也，非为相公也"。司马光不听。

这个决策的关键问题不是"他错了"——事后对免役与差役孰优孰劣的争论延续了数百年——而是他在拥有高质量的反对信息时，他的判断系统拒绝处理这些信息。章惇的条驳不是情绪化攻击，是逐项挑出实据错误。司马光的回应不是反驳，是绕过。

他的推理链是闭合的：

第一前提：祖宗之制以差役为善。他在札子中写明：差役法"行之已久，上下相安"。

第二前提：免役法名为便民，实为敛财。他引用的证据是免役法执行中"钱聚于上，民无以为生"的种种弊病，特别是熙宁年间货币化税负加重小民负担的案例。

结论：必须全废免役，恢复差役。

这条链每一步都有历史叙事支撑。司马光的脑中有一部《资治通鉴》，其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之一就是：税制货币化改易往往伴随着底层小农经济的崩溃。他在写到唐德宗两税法时，在《资治通鉴》卷二百三十六明确评断：两税法"本欲均税之利，而终困于迫蹙"。这个判断的叙事结构是：设计意图善良的新税制在现实中必然走向敛财——这不是执行问题，是逻辑问题。

所以当苏轼、章惇提供"免役法下部分农户负担实际减轻"的数据时，这些数据在他的认知系统中找不到入口。他的系统是处理因果逻辑的，不是处理执行数据的。历史已经告诉他答案——凡是敛钱的制度必然伤民——眼前的执行数据再好看，他也归类为盛世幻觉。

这套推理机制在二十五年前救过他的政治生命。

嘉祐六年（1061），司马光任知谏院，上疏论立储。当时的信息环境是：范镇因论立储被贬黜。仁宗无嗣，立储是朝堂上不可触碰的禁忌。司马光在《奏乞早定国本状》中写：“臣闻范镇之言，天下皆以为然，而陛下拒而不纳，臣窃痛之。“他还是上了疏。

他的推理链同样闭合：国家需要明确继承人以保证合法性延续；仁宗无嗣而储位空悬；不立储则国本动摇；所以必须立储。这条链不依赖任何政治情报，不依赖对仁宗个人意愿的判断，只依赖制度常识。它成功了。仁宗最终在第二年立赵宗实为皇子（即后来的英宗）。

但立储的成功不是因为这套机制正确，而是因为这一次原则恰好与现实结构重合。立储问题的变量只有一个：继承人有无。废免役问题的变量包括———既有税制的运行状态、新旧差役的实际成本、民间反应、地方抵触、执行时间——原则无法覆盖。

同样的推理机制，在结构简单的决策中准确，在结构复杂的决策中致盲。司马光没有区分这两种情境的能力，因为他的机制里根本不包含情境诊断。

熙宁三年（1070）二月，司马光面对的是另一种情境：神宗全面倒向王安石。司马光被任命为枢密副使，这是一个高官，但也是一个无法改变王安石路线的位置。他六次上疏辞免，拒绝就任，出知永兴军，随后退居洛阳修书十五年。

判断他的这个决策，要看他在《与王介甫书》中用了一个什么比喻论证来反对王安石：“治天下譬如居室，敝则修之，非大坏不更造也。“这句话暴露了他的认知模型：制度是房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