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四〇年六月，钱穆在宜良山中写完了《国史大纲》最后一页。他在扉页上写了一行字：献给前线百万将士。

这本书的序言里有一段话，用词之严厉，在当时的学术著作中几乎不可想象。他说，如果一个人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抱持偏激的虚无主义，感到"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，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，一切诿卸于古人"，那么，这个国家的改进就"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"。

注意这句话的精确指向。他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流亡途中写这本书时，面对的不是日本人的炮火，而是中国知识界的一个普遍姿态：用否定历史来证明自己配得上现代。

顾颉刚是钱穆的朋友。一九三〇年，正是顾颉刚推荐钱穆到燕京大学任教。顾在《古史辨》自序里提出了一个近乎不可反驳的论证：古史是"层累地造成"的。时代愈后，传说的古史期愈长；时代愈后，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。尧舜禹的故事不是历史记录，是战国到汉代的人逐步编造出来的。

钱穆没有否认顾颉刚的考据。他在《先秦诸子系年》里使用的方法，比古史辨派更彻底。他亲手拆毁了大量关于先秦诸子的传统叙述。但他拒绝走出顾颉刚没有走的那一步：从"古史是建构的"推导出"古史是无价值的"。

这里必须分开两个东西。一是历史事实，二是历史记忆。顾颉刚的考据证明的是第一个层面。但钱穆指出，即使尧舜的故事是建构的，“中国人相信天下为公、选贤与能"这个事实本身，就是真实的历史。这个信仰塑造了后来两千年中国的政治理想、制度设计和士人道德。它不是可以被考据擦掉的东西，因为它已经内在于整个文明的操作系统里。否定它，不是清理错误，是拆除地基。

但钱穆真正的敌人不在古史辨。顾颉刚的考据从来没有直接推导出历史虚无主义——他是学者，他只是在做学术。钱穆和顾颉刚的个人关系一生未破裂。

钱穆真正的敌人，是以"现在"作为审判"过去"的唯一法庭。

这是一种时间上的自我中心主义。它认定：我们比古人聪明，所以我们现在的一切标准都是高级的；古代的一切事物都要拉到现代法庭上，用现代标准审判；不符合的就是落后，落后就是有罪，有罪就该被抛弃。这个逻辑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拥有近乎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。它在政治上表现为革命对旧制度的全面否定，在文化上表现为新文化运动对旧道德的彻底决裂，在学术上表现为"科学方法"对传统学问的全面接管。

它的力量来自三个彼此独立的来源，这三个来源叠加在一起，让对抗它变得几乎不可能。

第一个来源：它看起来是常识。我们确实比古人知道得更多——自然规律、社会结构、历史变迁的机制。这个知识增量是真实的，它不依赖任何意识形态。从这个真实前提出发，“我们比古人高级"听起来就是一个自然的结论。

第二个来源：它是现代化的操作前提。如果过去不是需要被超越的，现代化就没有方向。中国要建成现代国家，必须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上全面改造传统